生成された相に誰が責を負うのか

生成AIの普及は、しばしばバルト「作者の死」の技術的な実現として語られる。本論文は、アーティスト許哲睿のアーティストブック《無序身体販売所》とその核心作《長大》を事例に、逆の主張を立てる——生成技術は作者を退場させるどころか、フーコーのいう「作者機能」、すなわち言説の帰属と問責をつかさどる社会的機構を、あらためて核心的な問題として立ち上がらせる。著者は許哲睿。

論文は、ソフトウェア工学の「vibe coding」（Karpathy, 2025）を分野横断の対照とし、「生身の主体が生成物に責を負わねばならない」という構造が技術と芸術の両領域で同型であることを示す。さらに《長大》の構成——ただ一枚の本物のパスポート写真を、すべての生成証明写真の「核心参照画像」に据えつつ、それ自体を身長 177.7cm のうち 0.7 の端数へと切り縮める——を分析し、いかに多くの擬像が生成されようとも、それらはすべて、角を切り取られながらも確かに存在する単一の真正な源へと遡行可能（トレーサビリティ）であることを論じる。

加えて論文は、生成過程が露呈させた訓練データの偏り——東アジアの顔への加齢バイアス、宗教神や少数民族の像における文化的認識の非対称、そして誤りが流通して次世代モデルへ回帰する「モデル崩壊」——を、排除すべき技術的欠陥ではなく、作者が明るみに出し引き受けるべき表象上の素材として捉える。《金剛経》を注音符号で並べ替える脱意味化の操作にも触れつつ、生成的条件下では作者機能が「署名・開示・引受」の三つの操作をとおして行使されると結論づける。多元的ガバナンス（Plurality; Weyl et al., 2024）を援用し、問責が個人と集団の双方の次元をもつことも示される。

※本ページの日本語文は新たに書き下ろした紹介文であり、原文の翻訳ではありません。原文執筆時の英語アブストラクトを下に併載し、続いて中国語（原文）の全文と参考文献を掲載します。

全文（中国語）中文全文

一、前言：研究問題與方法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藝術家許哲睿於 2025 至 2026 年間完成之藝術家書籍《無序身體販賣所》，及作為其概念起點的單件作品《長大》。《長大》以 4×5 大型相機記錄藝術家為自身量測身高此一行為，並將測得之數值 177.7 公分轉化為作品的構成邏輯：全書包含四百五十六張以生成式模型產出之證件照，《長大》自其中取一百七十七張（對應 177 公分之整數部分），環繞唯一一張真實的護照影像而構成。關鍵在於，此真實護照並非與生成影像並置的另一單位，而是生成全部證件照所依據的核心參考影像（reference image）；其自身被剪去一角，對應於 177.7 公分中 0.7 的小數殘餘。此一構成提出一個可供分析的命題：在生成式條件下，真實的指涉主體在數量上被縮減為一個小數零頭，在生成邏輯上卻是一切擬像得以追溯的源頭。《長大》其後納入銀鹽攝影拼貼與手抄《金剛經》，發展為複合媒材之藝術家書籍《無序身體販賣所》。

當一件視覺作品的主要影像由生成式模型產出，一個具有理論重量的問題隨之浮現：誰是該作品的作者，誰應為其表徵後果負責。本文主張，此問題不能以「作者已死」一語消解，而應置於傅柯「作者功能」的框架中重新檢視。

在方法上，本文採個案研究取徑，以藝術家許哲睿提供之創作檔案、過程紀錄與訪談為一手材料，並將其創作過程中的技術阻力（technical friction）——特別是生成模型的系統性偏誤——視為具有分析價值的研究對象，而非待排除的雜訊。全文結構如下：第二節建立理論框架，辨析「作者之死」與「作者功能」之別，並引入攝影檔案理論與機器視覺理論；第三節以 vibe coding 為跨領域對照，闡明問責結構的同構性；第四、五節分別就《長大》的構成邏輯與生成偏誤展開分析，並於第五節提出生成式時代「真實被製造」的認識論問題；第六節討論《金剛經》去語意化操作中的作者位置；第七節提出結論。

二、理論框架：從作者之死到作者功能

巴特（1968/1977）在〈作者之死〉中主張，文本為「無數引文的交織」，其意義之生產應由作者轉移至讀者。就生成式 AI 而言，此命題易被詮釋為作者的徹底消解：既然輸出影像係模型自數十億筆訓練樣本中統計重組而成，作者似已溶解於資料集之內。然而，本文認為此一推論混淆了「創作主體的浪漫主義概念」與「作者作為社會功能」兩個不同層次。

傅柯（1969/1998）的介入正在於此區分。傅柯指出，應受分析者並非作為個人天才的「作者」，而是「作者功能」——論述在特定社會中被分類、被賦予權威、被歸屬於某一主體的運作方式。傅柯進一步指出，作者功能的歷史起源與懲罰機制相連：論述之所以被歸屬於作者，最初係為使逾矩的論述（如褻瀆或異端）得以被追究。據此，作者功能在本質上構成一套問責機制（mechanism of accountability）。本文以此一界定為核心：生成式 AI 所改變者，是創作主體的技術形態，而非作者功能所承擔的問責結構。

就證件照此一影像類型的分析，本文援引攝影檔案理論。Tagg（1988）指出，攝影的「表徵重負」（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並非影像的內在屬性，而是特定機構（國家、警政、醫療）賦予影像的權力效果；證件照即為國家辨識裝置的產物。Sekula（1986）就「身體與檔案」（the body and the archive）的分析則表明，肖像攝影在十九世紀同時服務於榮譽性與壓制性兩種檔案功能。Azoulay（2008）所提出的「攝影的公民契約」（the civil contract of photography）尤具關聯：攝影並非攝影者單方面的創作，而是攝影者、被攝者與觀看者之間的政治關係；此一框架將作者問責擴展為作者對被再現者所負的契約性責任。《長大》挪用證件照此一最受規範化的影像類型，正是為使生成式技術與身分治理兩種規訓邏輯產生交涉。

就影像的技術本體而言，Flusser（1983/2000）的「技術影像」（technical image）概念指出，相機是一具裝置（apparatus），攝影者僅能在裝置預設的程式範圍內進行選擇。生成式模型可視為此一裝置邏輯的延伸：影像的決定權進一步讓渡予潛在空間（latent space）的統計分布。Paglen（2016）就「操作性影像」（operational images）的討論進一步指出，當代大量影像係由機器為機器而製造，脫離人類觀看的迴路；Steyerl（2009）對「貧窮影像」（poor image）的分析則描述影像在流通中降質、變異與再脈絡化的過程。此二者共同構成理解生成式影像遞迴生產的理論資源。最後，Crawford（2021）於《AI 地圖集》中論證，訓練資料集並非世界的中性鏡像，而是權力不對稱的沉積；此一論點為第五節的偏誤分析提供框架。

三、vibe coding 作為跨領域對照：問責結構的同構性

為闡明作者功能在生成式條件下的運作，本文引入軟體工程領域的「vibe coding」作為對照案例。Karpathy（2025）以此詞描述一種高度依賴大型語言模型的程式設計方式，其特徵為設計者「完全交付於 vibes」、「不再閱讀（模型產出的）程式碼差異」，甚至「總是全部接受」。此一狀態構成作者功能的暫時懸置：生產者既不審查亦不完全理解產出，卻仍須對最終產品負責。

值得注意的是，軟體工程社群隨即就此展開問責討論：在低風險的拋棄式專案中，未經審查的生成程式碼或可接受；但在高風險系統中，無論程式碼由何種主體生成，其法律與倫理責任仍歸屬於真人工程師。析言之，vibe coding 並未取消作者功能，而是使其在問責時刻重新顯現。本文主張，此一結構於人文藝術領域具有同構性：當藝術家以「後製」（Bourriaud, 2002）、「挪用」或「策展生成結果」之名指涉其創作時，其所懸置者，正是傅柯意義下的作者功能。

問責的維度不限於個人。Weyl 等人（Weyl et al., 2024）所提出的多元治理（Plurality）框架主張，數位技術的治理應建立於基進透明（radical transparency）與跨差異協作之上；就 AI 系統而言，問責不僅是個別生產者的責任，亦是一種需要制度性安排的集體實踐。此一觀點補充了傅柯框架的個人主義傾向：作者功能在生成式時代的重構，既涉及個別作者的承擔，亦涉及訓練資料來源、模型治理與表徵正義的集體問責。本文據此主張，科技領域對「誰為生成物負責」的討論，應同等地適用於人文藝術領域；二者在問責結構上並無本質差異。

四、創作實踐 I：作為核心參考的真實護照與生成的可追溯性

《長大》的構成邏輯提供了一個可供詮釋的形式裝置，其關鍵不在影像的並置，而在生成的源頭結構。就技術流程而言，全部四百五十六張生成證件照係以唯一一張真實護照影像為核心參考（reference image）：模型被要求保留該影像的身分特徵，並在此基礎上生成各種角色裝扮。準此，真實護照在作品中佔據雙重且看似矛盾的位置——在數量上，它被縮減為 177.7 公分中的 0.7，即小數點後的殘餘；在生成邏輯上，它卻是全部擬像的母本與原點。

此一雙重位置可藉兩組理論對讀而獲得釐清。其一，巴特（1980/1981）主張攝影的本質在於其指涉性（referent），即「曾在」（ça-a-été）：照片必然指向一個曾經在相機前在場的對象。其二，布希亞（1981/1994）的「擬像先行」（precession of simulacra）則描述擬像如何脫離並先行於其原本，最終使原本變得多餘。《長大》使此二命題產生交涉：作品中確實存在一個真實的指涉物（護照影像），符合巴特意義下的「曾在」；然而此指涉物已被剪去一角，並退居為生成序列的零頭，趨近布希亞所描述的、被擬像所淹沒的原本。剪去的一角因而承載雙重意義：其一為護照失效時的官方註銷標記，其二為數值上對應 0.7、標示真實在 177.7 中的殘餘比例。

就作者功能而言，「真實護照作為核心參考」此一設定具有決定性意涵。它意味著全部生成影像在技術上可追溯回單一的、真實的、可被指認的源頭。藝術家並未隱身於演算法之後；相反地，藝術家本人的肖像正是模型運算的起點。析言之，作者功能在此被具體化為「可追溯性」（traceability）：無論模型生成多少擬像，皆指向一個剪去一角的、殘缺的、但確實在場的作者主體。此一分析支持本文的核心論點——在生成式條件下，作者功能並未消失，而是經由「以藝術家自身肖像為母本」此一操作被重新行使。0.7 公分的真實比例，在量化意義上微小，在問責意義上卻具有決定性：它標示了一個可被追究的作者主體，作為一切生成之相的原點與歸屬。

五、創作實踐 II：生成偏誤與「真實的製造」

本節提出本文的主要分析貢獻：在生成式創作中，模型的系統性偏誤不應被視為待排除的技術缺陷，而應被視為藝術家必須加以揭露並承擔的表徵性材料。尤須指出，由於全部生成影像共享同一張真實護照作為身分參考（見第四節），不同角色之間的生成品質落差係在參考影像受到控制的條件下顯現，因而更明確地指向訓練資料本身的不對稱，而非參考來源的差異。據藝術家之創作紀錄，創作過程暴露了三類偏誤，分述如下。

其一為時間性偏誤。早期生成結果反覆於藝術家的面容上添加皺紋與老化痕跡，致使其工作流程必須於結構化指令中明確標注禁止添加皺紋，並持續啟用身分保留（preserve_identity）參數。此一技術現象顯示，模型對「東亞面容與證件照」此一組合存在隱性的年齡常模。其二為文化辨識的不對稱。模型對宗教神祇與少數民族形象的生成呈現一致的失準，對電影、遊戲與動漫角色的生成則高度精確。就 Crawford（2021）的框架而言，此一落差係訓練資料中主流文化與邊緣文化再現不對稱的徵候：被反覆吸納的主流形象得以被精確記憶，過於小眾者則被忽略、被想像、被錯誤生成。一次方法性偏離尤具分析價值：當指令放任老化並改採寫實攝影棚風格時，模型將少數民族肖像生成為失真的黑白歷史影像；就 Tagg（1988）與 Azoulay（2008）的框架而言，此一結果複製了殖民視覺檔案將特定族裔固置於「過去」的時間政治。其三為遞迴污染，也是本文認為認識論後果最深的一類。當上述錯誤經由網路流通進入後續訓練語料，謬誤即被新一代模型登錄為事實——此即銜尾蛇結構（garbage in, garbage out）。此一風險已獲實證支持：Shumailov 等人（2024）發現，生成模型若反覆以模型自身產出的資料受訓，將發生「模型崩潰」（model collapse），且資料分布的「尾端」最先流失。值得警惕的是，統計上的尾端正是文化上的邊緣：少數民族、小眾信仰與非主流宗教的形象本就因訓練資料稀疏而再現不足，在遞迴退化中又首當其衝地被抹除。就 Paglen（2016）與 Steyerl（2009）的框架而言，此亦係操作性影像在機器迴路中自我增殖、貧窮影像在流通中持續變異的具體案例。

由此可提出一個更根本的認識論問題。生成式模型能以高度可信的形式，產出無事實根據的內容——其輸出的流暢性與真確性彼此脫鉤；尤以證件照為甚，因為這一影像類型的形式本身即國家辨識裝置所賦予的權威外衣（Tagg, 1988），愈是煞有介事，愈易被誤認為實有所本。據此可勾勒一條令人不安的推論鏈：當某一小眾文化或宗教的錯誤圖文在網路上流通，它可能被後續模型擷取為訓練資料、登錄為該文化的「事實」，再經生成而擴大傳布；在人的認知端，重複本身即會提高陳述被判定為真的程度（illusory truth effect；Hasher et al., 1977），於是「三人成虎」——錯誤經足量重複而取得真實的地位。在機器端的模型崩潰與人腦端的真相錯覺雙重作用下，一個原無所本的擬像，足以先行並取代其稀缺的原本（Baudrillard, 1981/1994），終而沉澱為該文化在數位檔案中難以校正的「真實」，因為可資對照的正確來源本就過於稀少。

此處正是作者功能的問責核心所在。一個 vibe coding 式的生產立場將「全部接受」並略過上述偏誤；本作的藝術家立場則相反：藝術家的責任在於辨識、命名並揭露這些模型不會自我承認的偏態。這一危機更反證了作者功能的必要：AI 並不具備作者功能——沒有一個可被追究的主體，錯誤遂得以「無主地」自我繁殖，無人能被傳喚負責。能中斷此一迴圈者，唯有重新置入一個可問責的作者；藝術家指名偏誤之舉，因而不只是創作姿態，更是一種認識論介入——在一個原本生產「無主真實」的迴圈中，重新插入一個承擔責任的署名。就集體層面而言，這亦呼應多元治理（Weyl et al., 2024）對來源透明與可追溯性的要求：對抗被製造的真實，需要的不只是個別藝術家的揭露，更是一套能標示影像來歷的制度性問責；而《長大》堅持一切擬像皆可追溯回單一真實護照（見第四節），在形式上恰是對 AI 那種無源、無主、自我增殖之生成邏輯的反命題。若無藝術家主動承擔此一揭露，對邊緣文化的系統性誤現將維持隱形。此外，量產過程中批次運算（batch inference）的回傳序列與輸入序列不一致，致使工作流程必須以指令文字逐筆回溯比對方能正確歸位；就形式層面而言，運算的此種失序與作品標題所指認的「無序」構成對應。準此，生成偏誤的田野不僅是技術記錄，更是作者功能得以具體行使的場域。

六、空性的轉譯：去語意化操作與作者的後設位置

《無序身體販賣所》的第三組成部分，係將《金剛經》依注音符號（ㄅㄆㄇㄈ）重新排序。此一操作以《金剛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之命題為概念前提：既然一切表徵（相）皆為虛妄，則經典亦可脫離其語意脈絡。就漢語的構詞特性而言，單一漢字罕能獨立成義；當詞語結構被拆解，所餘者唯有音讀。意義剝落之後，文本趨近於佛教傳統中的「咒」——陀羅尼（dhāraṇī）與真言（mantra），即以音律而非白話語義承載法義的形式。

此一操作對本文的作者功能論點提出辯證性補充。表面上，去語意化消解了文本意義，因而似乎亦消解了作者；然而本文主張，「選擇將經典去語意化」此一決定本身，構成一種高階的作者行為。作者並未消失，而是退至「對選擇進行選擇」的後設位置——此一位置恰與生成式創作中作者退居指令（prompt）與框架設定的位置相對應。準此，作者功能在生成式創作與去語意化操作中具有相同的形式結構：作者的責任不在於親手生產每一單位的內容，而在於為整體框架的設定負責。此一結構亦呼應第四節所論：藝術家作為核心參考與框架的設定者，仍是全部生成結果可追溯的歸屬點。

就方法的對應而言，經文的重組刻意採用手寫。在反覆抄錄的勞動中，相同與相近的字符被機械性地重複書寫，致使書寫者逐漸「心盲」，無法辨認筆下字符。此一現象學經驗與第五節所述模型「心盲」地遞迴生成錯誤構成互文：人與機器在重複的勞動或運算中，均出現意義辨識的暫時失效。然而二者的關鍵差異在於問責：機器的失效無主體承擔，而書寫者的失效仍歸屬於一個可被追究的作者。

七、結論：生成式時代作者功能的再框架

本文以藝術家書籍《無序身體販賣所》及其核心作品《長大》為對象，論證生成式 AI 的創作條件並未實現「作者之死」，而是使傅柯意義下的作者功能——作為一套問責機制——重新成為核心問題。透過 vibe coding 此一跨領域對照，本文指出「真人主體須為生成物負責」此一結構在科技與人文藝術領域具有同構性；透過多元治理框架（Weyl et al., 2024），本文進一步指出問責兼具個人與集體兩個維度。

本研究的主要貢獻有三。其一，在理論層面，本文將傅柯的作者功能重新框架為生成式條件下的問責機制，並主張作者功能係經由署名、揭露與承擔三重操作而被行使。其二，本文以《長大》的構成邏輯論證，當真實主體被設定為一切生成影像的核心參考時，作者功能被具體化為擬像對單一真實源頭的「可追溯性」——即便該源頭已被縮減為 177.7 中的 0.7 殘餘。其三，在方法層面，本文提出將生成模型的系統性偏誤視為作者問責田野的研究取徑，並以加齡偏誤、文化辨識不對稱與遞迴污染三類案例予以例示；尤就遞迴污染，本文藉模型崩潰（Shumailov et al., 2024）與真相錯覺效應（Hasher et al., 1977）指出邊緣文化在生成式條件下面臨「錯誤被製造為真實」的認識論風險。本文同時指出一項常被忽略的對稱：軟體工程領域已逐漸正視生成程式碼的問責問題，人文藝術領域對生成影像的問責討論則相對不足；當生成影像涉及宗教與族裔等敏感表徵時，藝術家的倫理責任不亞於工程師。

本研究受限於單一創作案例，其結論的普遍性有待後續以更廣泛的個案加以檢證；訓練資料偏誤的分析亦受限於特定模型版本，未能進行跨模型的系統比較。儘管如此，本文所提出的核心命題——在生成式時代，作者並未死亡，作者功能反而經由問責而重新確立——可作為後續視覺文化研究與 AI 人文研究的分析起點。尤其當生成系統足以為過於弱小、無力捍衛自身再現的文化「製造真實」時，這份指認與承擔便不只是美學選擇，而是一種認識論責任。當模型得以生成一切「相」，作者最終且不可讓渡的責任，仍在於指認諸相之虛妄，並承擔其作為一切生成源頭的歸屬。